春秋时的冶铁技术已有所发展。铁制工具的出现则进一步推动了生产，手工业的分工更加细密，木工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。我国古代的建筑工匠公输氏名般，即春秋时鲁国人鲁班，为传统造船技术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。用途上来看，有民用和军用的船舶，也有河湖船舶和航海船舶。 这个时期因为航区不同或运输要求各异，逐渐出现了特点不同、形状不一的各类船舶。民间有以快速为主的轻舟、扁舟，还有适用于短途交通的舱船。屈原在《楚辞·九章》中唱“乘龄船余上沅兮”，就指这种有棚有窗的小船。艨煌则是大舰，又称王舟，专供国君乘坐。这类王舟建造坚固，航行轻陕，并且雕刻华丽，技术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 那时候人们已经意识到船舶在运输中的巨大作用，尤其是运粮，远超车辆。春秋时期出现在黄河上的秦国赈济晋国粮食的“泛舟之役”的纪事，历史上把泛舟之役看作是漕运之始。 春秋时期列国争霸，也促进了航海事业和海船的发展，汉代著作《说苑》载：“齐景公(公元前547～前490年)游于海上而乐之，六月不归。令左右日：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。”由之可见当时航海规模之大。即使是在近海，六个月的航程也是相当可观的，不仅足以绕山东半岛过渤海湾，而且可能抵达朝鲜半岛。国君远征，必定有大批随行人员和护卫的将士，可以认为，齐景公统帅的必是规模相当大的船队。其时不仅国君有大型船队出海，民间的海上活动也见诸于文献。《艺文类聚》引邓析书日：“同舟涉海，中流遇风，救患若一，所忧同也。”邓析是春秋时人，此处所说的显然指海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遇到了风浪，他们同舟共济，形同一人。文献中所述涉海的舟．究竟是客舟还是从事海上运输的货船尚不得而知，但民间的海上交通及其艰难险阻已录于文献。 战船，例如吴国的战船有大翼、中翼、小翼，另外还有楼船、突胃、桥船等。《越绝书》关于吴王阖间与伍子胥讨论水师训练方法的对话记有：“阖闾见子胥，敢问船运之备何如?对曰：船名大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。令船军之教比陵军(陆军)之法，乃可用之。大翼者当陵军之车，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，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，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，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定骑也。”吴国战船大翼长12丈，宽1丈6尺，“容战士二十六人，棹(卒)五十人，舳舻三人，操长钩、矛、斧者四，吏仆夫长各一人．凡九十一人”；中翼长9丈6尺，宽1丈3尺；小翼长9丈，宽1丈2尺。据考证，晚周到战国时的尺度，每尺约相当于O．23米，折合成今日的米制，大翼长27.6米，宽3.68米；中翼长22.08米，宽2.99米；小翼长20.7米，宽2．76米。其长宽比分别为7．5、7．39和7．56。这三翼战船船体修长，若顺水而下，再用50名桨手奋力操桨，则船行如飞。水战推进了战船的发展，同时也就促进了春秋时期造船技术的发展。 春秋时期，昊、楚、越崛起于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，航运业成为当地诸侯国的政治、经济支柱，推动着造船业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很快发展起来，各诸侯国为确保航运畅通和防御邻国来自水路的袭击，都十分重视扩建水上武装力量。因此，在造船技术的线型设计上，开始注意建造水上防御和攻击的战船。于是根据水军战勤需要，出现了戈船，突冒，楼船，大翼，中翼，小翼等各种战船类型。同时在造船数量上较前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例如公元前468年，越国自会稽迁都山东琅邪，出戈船300艘航海北上，公元前308年，秦将司马错从巴蜀发船万艘，载米六百万斗，顺江而下攻击楚国。这一数字既作大幅度的低估，也足见当时造船能力之盛。另外，从解放后出土的青铜器物图纹上，见到当时船体己具备一、二层甲板结构，据此推断，早于春秋，迟至战国，初期的三、四层型制的楼船已经形成了。